发布时间：2023-05-15 07:39:10
作者或出处：洪亮吉
古文《治平篇》原文：
人未有不乐为治平之民者也，人未有不乐为治平既久之民者也。治平至百余年，可谓久矣。然言其户口，则视三十年以前增五培焉，视六十年以前增十倍焉，视百年、百数十年蚂孙以前不啻增二十倍焉。
试以一家计之：高、曾之时，有屋十间，有田一顷，身一人，娶妇后不过二人。以二人居屋十间，食田一顷，宽然有余矣。以一人生三计之，至子之世而父子四人，各娶妇即有八人，八人即不能无佣作之助，是不下十人矣。以十人而居屋十间，食田一顷，吾知其居仅仅足，食亦仅仅足也。子又生孙，孙又娶妇，其间衰老者或有代谢，然已不下二十余人。以二十余人而居屋十间，食田一顷，即量腹而食，度足而居，吾以知其必不敷矣。又自此而曾焉，自此而元焉，视高、曾时口已不下五六十倍，是高、曾时为磨肆一户者，至曾、元时不分至十户不止。其间有户口消落之家，即有丁男繁衍之族，势亦足以相敌。
或者曰：「高、曾之时，隙地未尽辟，闲廛未尽居也。」然亦不过增一培而止矣，或增三倍五倍而止矣，而户口则增至十倍二十倍，是田与屋之数常处其不足，而户与口之数常处其有余也。又况有兼并之家，一人据百人之屋，一户占百户之田，何怪乎遭风雨霜露饥寒颠踣而死者之比比乎？
曰：天地有法乎？曰：水旱疾疫，即天地调剂之法也。然民之遭水旱疾疫而不幸者，不过十之一二矣。曰：君、相有法乎？曰：使野无闲田，民无剩力，疆土之新辟者，移种民以居之，赋税之繁重者，酌今昔而减之，禁其浮靡，抑其兼并，遇有水旱疾疫，则开仓廪、悉府库以赈瞎物轿之，如是而已，是亦君、相调剂之法也。
要之，治平之久，天地不能不生人，而天地之所以养人者，原不过此数也；治平之久，君、相亦不能使人不生，而君、相之所以为民计者，亦不过前此数法也。然一家之中有子弟十人，其不率教者常有一二，又况天下之广，其游惰不事者何能一一遵上之约束乎？一人之居以供十人已不足，何况供百人乎？一人之食以供十人已不足，何况供百人乎，此吾所以为治乎之民虑也。
洪亮吉（1746—1809）字君直，又字雅存，号北江，江苏阳湖（今江苏武进）人，清代著名的汉学家、诗人。乾隆五十五年（公元1790年）中进士，历任翰林院编修、贵州学政及高宗实录馆纂修官等职。嘉庆四年（公元1799年）因上书陈弊政，被发配伊犁，次年释放回籍。主要著作有《洪北江遗书》二百二十二卷。他在《意言》的《治平篇》和《生计篇》两篇文章中，集中阐述了他对清代前期人口问题的观点。
在清代前期，中国人口的增长速度和绝对量都远远超过了前代。据估计，顺治八年至十八年（公元1651—1661年）人口不过一亿左右，到乾隆五十年至五十六年（公元1785—1791年）却猛增至三亿。同一时期，耕地虽然有所扩大，但远远低于人口的增启歼长，平均每人占有耕地从原来的五亩多，下降为两亩多。洪亮吉针对当时人口增长大大超过耕地和一般生活资料增长的情况，首先认为，户口“则视三十年以前增五倍焉，视六十年以前增十倍焉，视百年、百数十年以前不啻增二十倍焉”：而田地、房屋“亦不过增一倍而止矣，或增三倍拿返、五倍而止矣。”（《治平篇》）在几十年到一百多年中，人口会增加五倍、十倍、二十倍，田地与房屋仅增加一倍、三倍、五倍，尽管没有什么科学根据，但他的这一看法，除与五年后马尔萨斯的人口按等比数列增加、生活资料按等差数列增加的观点很相类似外，与马尔萨斯把资本主义条件下的人口规律看成是超社会、超历史、超地域的自然规律有着根本不同。
洪亮吉认为，人口的增长既然远远超过了田地与房屋的增长，就不但使得“田与屋之数常处其不足，而户与口之数常处其有余”（《治平篇》），“为农者十倍于前而田不加增，为商贾者十倍于前而货不加增”，还产生了“终岁勤动，毕生皇皇而自好者居然有沟壑之忧”和为非作歹之徒，生“攘夺之患”（《生计篇》）的严重情况，这里洪亮吉站在地主阶级立场上，固然认消旁饥识不到造成当时人民贫困和社会动乱不安的根本原因是封建的剥削制度，但他既敏锐地看到了人口增长太快、生活资料增长太慢，会影响封建社会秩序的安定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下降，又看到了土地的大肆兼并，对这一矛盾的加剧。“况有兼并之家，一人据百人之屋，一户占百户之田，何怪乎遭风雨、霜露、冰寒、颠踣而死者之比比乎！”（《治平篇》）比起马尔萨斯故意掩盖资本主义剥削制度是劳动人民失业、贫穷、困苦以及战争的根源的真象，又有很大不同。
为了解决人口过剩，洪亮吉认为不外乎有“天地调剂法”和“君相调剂法”两种。前者，借助自然灾害和疫病流行来减少人口；后者，由政府通过发展生产，移民开荒，减轻赋税，反对奢侈浪费，抑制兼并和赈济贫困等来减轻人口增长过快的压力。但他也认为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都有很大局限性，这一矛盾是无法解决的。”然民之遭水旱、疾疫而不幸者，不过十之一、二矣”；“治平之久，君相亦不能使人不生，而君相之所以为民计者，亦不过前此数法也。……此吾所以为治平之民虑也。”（同上）洪亮吉从维护封建统治的利益出发，虽然不可能找到真正解决人口问题的办法，但是比马尔萨斯美化资本主义制度，认定贫民自身是贫困的原因，贬低发展生产的作用，反对救济贫民，指望战争、疾疫以及自然灾害发挥最大的抑制人口增长的作用等敌视劳动人民的观点，是完全不同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