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3-05-18 11:42:09
亲，这句诗出自 明代 陈道复 的 《画梅》 原诗句如下：
画梅
孝旅 明·陈道复
梅花得意占群芳，雪后追寻笑我忙。
折取一技悬竹杖，归来随路有清香。
陈道复
明代(1483年～1544年)画家。工书法，善诗文。初名淳，字道复，唤慎态后以字行，改字复甫，号白阳山人，长洲（今江苏省吴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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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道复
（公元1483－1544）明画家。初名淳，字道键前复，后以字行，改字复甫，号白阳山人，长洲（今江苏省吴县）人。曾从文征明学书画。擅画花卉，笔致放逸，自成面目。后世称其与徐渭为“青藤、白阳”：山水亦佳，工书法，善诗文。 他自小天资颖异，凡经学、古文、诗词、书法，无不精研通晓。在绘画上也极具天赋，下笔不凡。文徵明每谈到他，总是笑言：“吾道复举业师耳，渠书、画自有门径，非吾徒也。”那么陈道复到底师何人呢？其实他正是从文徵明那里学得了文人画的基本要素：笔墨、意境、传统。但文徵明的花鸟画偏重于兰、竹，因此如要追溯陈的大写意花卉的渊源，就必须举出“吴门画派”的祖师沈周了。沈周的花鸟画在明初极具新意，他创始运用“写意”——写其大意的方法作花鸟写生，相对宋、元的写实，显得质朴无华，却又耐人寻味。而陈道复则在此基础上，自出机杼，将草书笔意融入写意花卉画中，开创了大写意花卉画稿锋清的新风貌。与稍迟于他的徐渭并称“青藤白阳”。
宋代的花鸟画，大致勾勒精到，设色逼真。明初沈周创为小写意，重墨轻色，而陈道复则创为用笔疏简，纯水墨的大写意风格。在他晚年的《墨花册》的尾题中曾言“数年所作，皆游戏水墨，不复以设色为事……”“醉不知其草草”，正是这种“游戏水墨”的最佳状态。而图上的长题，则是激情洋溢的对先师沈周的膜拜：“……前辈风流犹可想，丹青片纸还留。水枯花谢底须愁，只消浮大白，何必荡扁舟。石田先生尝作瓶莲图，上有此词，调临江仙。今日小子效颦，并追和如右。道复。基信”他称沈周为“先生”，自称“小子”，他之画此图，追和其词，只是“效颦”而已。
虽然陈道复与徐渭并称，两人都极其成功地将草书笔意融入画中，但两人的绘画风貌，还是有非常明显的区别。如果将两人的书法放在一起作比较，就能找到这种区别之所在。历史上将草书分成两大类：大草和小草。大草者，怀素的奔腾纵跃，龙飞凤舞；小草者，王羲之的恭礼揖让，温文尔雅。虽然后人将陈与徐的书法都归之大草，但我们仍可看到陈道复的用笔谨严，点划凝厉，显得萧散闲逸；而徐渭的笔意狂放，墨迹淋漓，点划狼藉，与其人的癫狂相称，我以为谓之“狂草”似更切合。而两人绘画上的区别也就在此。
〔1〕明代初期的花鸟画：宋元余韵
明代初期一般指洪武、永乐到宣德、成化、弘治时期，此时的花鸟画最突出的表现为继承元代水墨画法和宋代院体花鸟。最能代表两种画风的作家莫过于夏昶与边文进。
夏昶（1388-1470）乃被称为画竹“开山手”的王绂（1362—1416）祥圆的高足，以墨竹著称，时谚有“夏昶卿一个竹，西凉十锭金”之谓。在永乐中举进士，官至太常寺卿直内阁，故后人称之为夏昶太常、夏昶卿。他继承了元人传统，在其师萧散自在的基础上，融会贯通，形成自己墨色苍润、洒脱自然的风貌。他的墨竹，题材、内容极为丰富，在表现风雨中飘舞之竹方面尤见功力。史称其竹“烟姿雨色，偃直浓疏，动合矩度，盖行家也”，从其《奇石清风图》可看出其端倪。该图表现清风轻拂下摇曳偃仰之竹。作者用墨层次分明，笔势遒劲，系其同类作品之佳构。传其衣钵谨粗塌者有魏天骥、屈礿（一作约）、张益、张绪、吴巘、王仪、杨廷端、朱端、何乔福、乔昶、冯起震及婿虞瑛等。其中晚明冯起震（1553－1642年仍在）的《湘江新雨图》，仍然系墨竹，在承继夏氏的同时，也能有所创新。
曾于永乐至宣德初期授武英殿待诏的福建人边文进可称明初院体花鸟的代表，画史称其花果翎毛“妍丽生动，工致绝伦”。他继承宋画院工笔重彩的传统，用笔精细，设色明艳，所绘《雪梅双鹤图》，工整细腻，双鹤施以白粉，梅干及花朵也细致精确，笔墨潇洒。边文进以画花鸟著称，尤以画鹤见长，该图堪称其代表作。其子楚芳、楚善、楚祥及外甥俞存胜、婿张克信等均能传其家学。
与边文进大致同时供奉内廷的缪辅的生平事迹一直史载阙如，从其传世的画作看，他曾供职于武英殿直锦衣镇抚，擅长画鱼。北京故宫博物院所藏一件《鱼藻图》，上署“武英殿锦衣镇抚苏郡缪辅写”，钤“良佐”、“赴清光”二印，则他为江苏人，“良佐”则有可能为其别字或号。他所绘之鱼藻，多写硕大的锦鲤游弋于深水杂藻间，旁有各类小鱼作衬。锦鲤或跳跃，或昂首，或俯游……各尽其态。《鱼藻图》描写的便是其中锦鲤戏水一景，笔法仍然是两宋院体花鸟一路，工细别致而赋色浓丽。缪辅与其他宫廷画家最大的不同便是他在题材上的创新，他能别出心裁，将当时很少为人所关注的鱼藻类生物入图，而且能生动传神地再现锦鲤在水中的各种表现，实属难得。他的生平传记虽然不为人所知，但所绘之各类《鱼藻图》则在明宫廷绘画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明代初期还有一个值得一提的画家，那就是以画梅见称的陈宪章录。陈录出生于人文荟萃的浙江会稽，工诗善画，论者将其画梅与同时的冰壶道人王谦（字牧之）相比，并谓“二家虽格意不同，宪章笔力，实过于谦”。《推蓬春意图》系其传世作品中之鸿篇巨制，全用水墨写就，继承了元人如王冕、邹复雷等人的墨梅传统，所绘梅干及枝叶遒劲挺拔，古意盎然，梅花则情凳岁态各异，正如杨殿邦题诗所言：“万花飞动墨香迟，写遍南枝与北枝；仿佛罗浮人入梦，一双翠羽欲来时”。该图历经周右、徐世昌等递藏，名人题咏殆遍，实属不可多得之艺术佳构。
这一时期继承元人水墨传统的画家如王绂、姚绶、宫廷画家如周文靖、商喜、倪端、孙隆，浙派画家如戴进等也都擅长或兼擅花鸟。
〔2〕明代中期的花鸟画：院体与吴派主导、并存画坛
在中国画各科中，最能体现画家功底与笔力的莫过于花鸟画，同时，最能体现文人笔情墨趣和贯注思想情感的，也莫过于花鸟画。明代中期的花鸟画，在此两方面表现尤甚。
明中期的花鸟画集中体现在以宫廷画家林良、吕纪为代表的院体和以沈周、文征明及弟子陈道复为代表的“吴门派”，两种不同画风的交替并存是这一时期花鸟画的主要特色。
南海人林良（约1426-1493后）是广东画史上较早蜚声于岭外的少数画家之一（前有唐朝的张询和南宋的白玉蟾），他一直供奉内廷，对广东画坛的影响并不大，但在花鸟画的发展史上，却是不可或缺的重要人物。他的花鸟，介于“写形”与“写意”之间，而以写意为工，开创了明代水墨写意花鸟之先河，画史称其“画著色花果翎毛，极其精巧，取水墨为烟波，出没凫雁嚵唼容与之态，颇见清远”，并谓“运笔遒上，有类草书，能令观者动色”。他的传世画作，大多以水墨花鸟为主，如《柳塘翠羽图》，虽然该图之“翠羽”赋以淡色且兼工带写，但就整幅画的主流看仍然是水墨写意，垂柳及杂石已摆脱了当时工笔重彩的习气，挥洒自如，独树一帜，北京故宫博物院所藏之《灌木集禽图》、广东省博物馆所藏之《双鹰图》等均属此类，李梦阳有诗咏曰“林良写鸟只用墨，开缣半扫风云黑；水禽陆禽各臻妙，挂出满堂皆动色”，也是指此类画而言。当然，工笔重彩的作品也有，比如《松鹤图》。但该图已在衬景的描写中不自觉地融入了水墨写意，如花草、松干等。林良在当时花鸟画坛独领风骚，博罗韩荣光称“岭南画史林指挥，断楮残缣此争宝”，连后来以泼墨大写意著称的徐渭也说：“本朝花鸟谁高格，林良者仲吕纪伯”。林良画艺影响既隆，传其艺者自然不乏其人，除了其子林郊外，刘巢云、余姚邵节、常熟瞿杲、江宁殷善等也均执于门下或私淑其艺，成就斐然，清代扬州画派的李鱓也宗法林良，而多得天趣。
与林良并称“南林北吕”、“林良吕纪，天下无比”的另一宫廷画家吕纪（约1439—1505年前）是继林良之后的又一院体花鸟名家，他与林良最大的不同便是其画风仍然以工笔重彩为主，兼擅水墨写意花鸟，而林良正好相反。他初宗边景昭，后摹仿唐宋诸家，受林良水墨写意影响，自出新意，遂形成赋色明艳、造型生动的艺术风格。相传他曾以绘画立意进谏而得孝宗所赞，画史称其“点染烟润，生意流动，有造化之妙”，其《花鸟图》所绘锦鸡、小雀、翠竹等皆赋色生动，用笔细致，大类南宋院体派，堪称代表之作。吕纪亦擅山水，但不多见。
吕纪的画初时并不为人所知，以至于“凡纪所作，多假书良名”，后来则青出于蓝，声名直盖林良，画史更称其花鸟“设色鲜丽，生意蔼然，为画流所宗”。传其派者有其侄吕高、吕棠、吕远七，外甥叶双石，弟子肖增、刘俊、胡镇等，受其影响或私淑者有陆镒、车明舆、殷宏、郑石、朱端、童佩、罗素、殷善、殷偕、唐志尹等。其中叶双石，本以画山水知著，偶擅花鸟，其《松梅双鹄图》所绘翎毛、松石皆细致生动，设色明艳，能入其堂奥。
同时期的朱芝垝(?-1511)，本为明朝宗室，为三城康穆王，别署“三城王”，唐宪王之子，博通群经，精于绘事，其《竹鹤图》明显为院体一路，设色淡雅而笔致工细，殆受林良影响尤深。
这一时期的宫廷绘画主要表现于花鸟，可以这样说，林良、吕纪的院画，代表了明代宫廷绘画的最高水平。
水墨花鸟尽管在元代已经初见端倪，但真正开启文人水墨写意花鸟的却是以沈周为首的吴门派。
沈周(1427-1509)并不以花鸟见长，他的山水画在明代画史上举足轻重，其写意花鸟同样意义非凡。他从南宋法常（牧溪）处得径，融入元人“墨戏”与淡设色，笔墨凝练而放逸。有论者认为沈周的花鸟画具有里程碑意义，提高了花鸟画在文人画中的地位，其开创之功甚巨，甚至认为在其之后，明清的所谓正派花鸟画皆在他的画风笼罩之下。他的《荔枝白鹅图》并未署款，仅钤朱文方印“启南”，长期以来未受到垂注，后经徐邦达、刘九庵、启功等鉴定，从其画风定其真迹无疑。该图以没骨法画荔枝，施以淡色，白鹅兼工带写，风格秀雅，当为早年杰作。沈周晚年则以水墨写意为主，笔墨稳中求放，简洁清润。
吴门派的另一代表人物文徵明(1470-1559)的花鸟画同样成就卓群。他曾师事沈周，受其影响，而以工致取胜，细秀处突过乃师。擅画山水、花鸟，书法亦自成一家。传世作品中山水、书法居多，花鸟虽少，亦自不俗。《芙蓉图》可作为花鸟画风之代表。该图细致入微，与院体派最显著的不同便是，文氏融入了文人的笔墨情趣，并有题诗曰：“九月江南花事休，芙蓉宛转在中洲。美人唤隔盈盈水，落日还生渺渺愁。露洗玉盘金殿冷，风吹罗带锦城秋。相思□驾兰桡去，满目烟波不自由”，将芙蓉拟人化，表现出一种文人所特有的雅人深致。后有彭年、文伯仁、王安鼎等三人题跋。
文征明传人甚众，能自立门户、独辟蹊径而成一代大家的有陈道复。
与徐渭并称“青藤白阳”的陈道复(1483-1544)擅画花鸟，兼工山水。写意花鸟出自沈、文而纵逸过之，水墨淋漓，兼用淡色而妙趣天成。论者谓其“一半花叶，淡墨欹毫，疏斜历乱之致，咄咄逼真，久之，并浅色淡墨之痕俱化矣”，可谓得其笔墨三昧。《牡丹绣球图》和《栀子花图》代表其基本画风。前者设色淡雅，随意点染，不假修饰，作者并有题诗曰：“春事时正殷，庭墀斗红紫；弄笔写花真，聊尔得形似”，极尽文人墨趣；后者纯以水墨晕染，兼钩代写。两图分别代表了他的两种不同花鸟画风。
陈道复的写意花鸟对明清以来的花鸟画影响极大，传其艺或受其影响者有子陈括、外甥张元举及周裕度、姚裕、葛一龙、吴枝、米万钟、陈嘉言、潘志省、万国桢、叶大年等，其中，万国桢为万历末年广东南海的贡生，擅水墨花卉，写竹与同里朱完（1529—1617）齐名，得东坡遗法，间作翎毛亦工,作品传世极少。《三清图》所绘梅、竹、石及水仙，均参以陈淳淡墨之法，墨韵明净，属典型的文人画。
陈道复的花鸟画放纵但不恣肆，作品灵动，极富文人墨趣，但尚不酣畅淋漓。真正完成泼墨大写意重大变革的是另一大家，那就是继之而起的徐渭。
〔3〕明代后期的花鸟画：泼墨写意与勾画点叶
徐渭(1521-1593)是明末花鸟画的集大成者，同时更是明清花鸟画坛的一座高峰，在之后的若干世纪，几乎都没有人能够逾越。
自号“青藤道士”的徐渭一生命途乖蹇，有人将他与法国的凡高相提并论，试图印证两个绘画天才生前所遭受的相同的“待遇”。北京故宫博物院所藏徐渭《墨葡萄图》里的自题诗很可说明此点：“半生落魄已成翁，独立书斋啸晚风；笔底明珠无处卖，闲抛闲掷野藤中”。
徐渭的不幸反而成就了他在诗词、戏曲、绘画上的辉煌业绩。在绘画上则表现为泼墨写意花鸟的充分发挥。他的花鸟兼林良与吴门派之长，更多的融入己意。他的恣肆纵横，他的解衣盘薄，在其泼墨大写意中得到淋漓尽致的展现。他自己认为作画“大抵以墨汁淋漓、烟岚满纸、旷如无天、密如无地为上”，又说“百丛媚萼，一干枯枝，墨则雨润，彩则露鲜，飞鸣栖息，动静如生，悦性弄情，工而入逸，斯为妙品”。基于此，他以狂草般的笔法，抒发内心的郁闷与愤懑，将思想情感扩张到前所未有的极致，让人透过其画，洞悉到内心蕴藏的潜流。《竹石图》和《瓶花图》反映出他的基本作风。前者泼墨大写意，虽然不及他的《墨葡萄》一般恣肆淋漓，但其挥洒之墨韵、笔法之无拘无碍已非平常画手所及，作者并有题诗曰：“纸畔濡毫不敢浓，窗前欲肖碧玲珑；两竿梢上无多叶，何自风波满太空”，可见其胸襟及创作理念；后者仅写一束折枝花卉，随意写就，笔简意饶，正如作者所自谓“墨沈闲涂花裏王”。徐渭亦擅草书，他能以画入书，以书入画，将书与画有机地结合在一起。
徐渭的影响是深远的，清代朱耷、石涛、李鱓、李方膺及近代吴昌硕、张大千、齐白石等都受其熏染而卓有所成。
明末另外两个著名的花鸟画家是孙克弘和周之冕。
华亭人孙克弘(1533-1611)取法沈周、陆治，乃吴门派之余绪，所画花卉有粗笔与细笔两种风貌，水墨、设色兼擅，格调高雅；时亦有重彩工细之作，别绕韵致。画史称他“其笔则用枯老之笔行干”，“群卉多以艳态争妍”。《秋艳图》多用细笔，设色淡雅，笔致流丽，类文征明风貌。
周之冕是明末著名的勾花点叶派的创始人，所谓勾花点叶，又称勾（钩）花夹叶，乃钩染点簇，兼工带写。他的花鸟迥别于徐渭的泼墨写意，多为设色，且大多较为工致，但又不同于院体派。王辰谓其“写意花鸟最有神韵，设色亦鲜雅，家畜各种禽鸟，详其饮啄飞止，故动笔具有生意”；王世贞评曰：“胜国以来写花草者无如吾吴郡，而吴郡自沈启南之后无如陈道复、陆叔平，然道复妙而不真，叔平真而不妙，周之冕能兼撮二子之长，特以嗜酒落魄如李邈卓，不甚为世所重耳”。此评虽有抑彼扬此之嫌，但对于周之冕作品“真”且“妙”之评介还是比较中肯的。作于万历廿七年（1599）的《眉寿图》，写松枝、梅花、翎毛，多得其形，并得其神，虽不是其勾花点叶的作品，但能看出作者的艺术造诣。当时传其艺者有刘奇、王维烈、王礼及婿郁乔枝等。
此外，明末受吴门派影响但不以花鸟见长的画家如程嘉燧、杨文骢、张宏等所绘之花鸟亦别具风貌；山水与人物的大家蓝瑛和陈洪绶所绘之花鸟亦极为难得。
被钱谦益称为松圆诗老的程嘉燧(1565-1644)擅画山水，画史称为“苍润浑穆、意浮于景”，花鸟作品并不多见。作于1630年《松鸡图》为水墨写意，笔墨枯简疏淡，所绘小鸡用笔古拙，不拘泥于形似。此图从整体看，难称上乘之作，这可反映出程氏山水以外的另一种风格。
“画中九友”之一的杨文骢(1596-1646)于山水之外，兼擅兰竹，作于1642年的《兰竹石图》用笔简淡，墨气萧疏，论者谓其山水“一种士气，人莫能到”，此兰竹亦如此。
工山水、人物的张宏（1577－1668后）花鸟作品传世较少，作于1629年的《秋塘戏鹅图》以山水为衬景，所绘芦苇、群鹅皆意笔为之，笔意淡远。
被称为“浙派殿军”的蓝瑛(1585-1664后)亦间作花鸟，作于1634年的《兰竹石图》册为写意花卉，意笔草草，未加雕饰。作者自谓法赵孟頫法，但更多的是自己笔意，虽未免流于草率，但已不失神韵。
而以“高古奇骇”著称的人物画家陈洪绶(1598-1652)所作花鸟笔法细秀，造型色彩颇富装饰趣味，画史称他“间喜画树石，皆萧疏有致，其墨梅最工，吴人尤传宝之”。《寒香幽鸟图》似从黄筌写生中得来，设色古雅，画法精细，在晚明花鸟画中尤具鲜明特色。
明代后期的花鸟画彻底完成了由“以形写形”到“以意写形”的完全转变，标志着文人写意花鸟画的统治地位的正式确立。
但凡艺术品价格高低都得市场说了算，有的买高档的，有的买低档的。另外相同与不相同的字画在不同的人眼里吵桐散价格都是不一样的，但是无论谁的书画都有好差，都有值钱与不值钱的，有贵的和相对便宜一点的，所以不能笼统用平方尺来论，只能说某一张是多少钱一平方尺。润格也没有什么准头，只是一种参考，主要还是靠自己的判断和对他的书画的了解，以及当时的市场的炒作情况而定。一幅字画，在不同地点、不同时刻、不同的拍卖人手里，价格都会不一样。比如，同一个人的书画有的值10元或者20元一平尺，有的值50元或者100元一平尺，有的值1000元/平尺，有的2000元平尺，有的可能3000平尺升氏、······，甚至1万、几万平尺······；而且换另一个拍卖商、中介又是别一种情况······所以是很难判断的，更不是绝对的一个价格。任何个人的评价都只是片面的、个人的观点。有特色的、名人的，有特别喜欢的买家想要，这些都可能使得价格更高。但是如果只是因为某个人现在有职务，或者纯粹是炒作才使得书画价格高；那么等他退了，或者没有人炒作了，价格很快会降下来，甚至不值钱。其他任何艺术品均如此。只要是还好，都有收藏价值。这里特别提出的是——润格是不靠谱的一种参考，轮早主要还是看市场，还有自己对作品的了解，就像我上面说的。不好意思，主意还是要自己拿，别人说的都只能作为参考。一己之见，说得不对请原谅。
